土耳其1~10月白銀進口創新高

土耳其1-10月白銀進口量超去年全年並創新高

普氏能源資訊報導，伊斯坦堡證券交易所11月20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5年1-10月，土耳其的白銀進口量合計達到256公噸，已經超過去年全年的進口量，並且創下1999年以來的紀錄新高，主要受到今年1-10月平均銀價較去年全年的每盎司19.08美元下跌17%至15.88美元的激勵。不過，10月份，土耳其白銀進口量較前月的47公噸大減至13公噸，較去年同期的24公噸也幾乎減半。

10月份，土耳其黃金進口量為1.7公噸，較前月增加17%，但較去年同期大減74%；1-10月，土耳其黃金進口量為41.4公噸，大幅低於去年同期的131.3公噸。2013年，土耳其黃金進口量創新高達到302.3公噸。

世界黃金協會（WGC）最新季報表示，2015年第三季，土耳其的黃金需求量年減29%至12.1公噸，創協會紀錄以來的同期新低，主要因為政治不穩定以及恐怖攻擊的威脅上升等影響了消費的信心。不過，尋求避險的買盤仍大幅增長，第三季土耳其金條金幣的需求量較去年同期接近倍增（+97%），達到10.7公噸。此外，截至第三季底，土耳其的黃金儲備在全球排名第13位，為504.5公噸，佔其外匯儲備的15%比重。

國際貨幣基金（IMF）11月2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0月俄羅斯和哈薩克的黃金儲備連續8個月增加，同時中國黃金儲備也至少連增了三個月。IMF數據顯示，2015年10月俄羅斯黃金儲備增加18.414噸，至1370.669噸；哈薩克黃金儲備增加2.867噸，至216.334噸。此外，10月白俄羅斯黃金儲備減少2.488噸，至41.680噸；土耳其黃金儲備減少3.603噸，至500.897噸。

IMF數據顯示，今年9月全球黃金儲備增加28.424噸，至32687.833噸；9月歐洲黃金儲備增加22.603噸，至2463.866噸；9月中國大陸黃金儲備增加14.930噸，至1708.554噸。

黃金的牛市已經來了嗎？

黃金牛市，恐怕已經來了？

2015年對黃金來說“流年不利”，因美聯儲加息預期下美元走強令黃金持續承壓。不過，“大宗商品之王”、加特曼通訊社創始人加特曼(Dennis Gartman)週一（12月21日）表示

，金價已經跌至底部。 

“因此，在經歷4年半熊市之後，是時候持樂觀態度了，” Gartman週一表示，“我上週晚些時候開始看多黃金，如金價突破1085，我會進一步看多金價。”

週一金價收於兩週內最高水平，上漲超過1%，至1080.60美元/盎司，然而並不是金價走高激起加特曼的興趣。

“我真正感興趣的是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上周公布的持倉報告顯示，通常持有大量黃金淨空頭的商業性持倉幾乎開始轉為淨多，”加特曼指出，“商業性持倉幾乎轉為淨多而公眾大量撤出，這是增持黃金的一個理由所在。”加特曼表示,商業持倉轉而站到看多一邊實屬“極其罕見”，這表明“真正的”牛市已經開始。 

黃金商業興趣意味著礦廠、精煉廠或黃金珠寶商持有黃金庫存。

“商業性持倉總是在公眾之前對走勢做出反應，”加特曼表示，“我們最後一次看到這一情形發生是在2011年11月，當時商業性持倉大量持有黃金淨空頭。只有商業性持倉才對觸頂或觸底有先見之明，因此這一點足以令我對此感興趣。”

什麼叫富強？看看德國人，你立刻明白

全世界有四類國家：第一類，民富國強。這是人們所致力追求的，世界上這種國家有，但不是太多，德國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二類，國強民弱，或者說政府很強大，超級富裕，但老百姓兜里沒錢，這以前蘇聯和一些新興國家為代表。第三類，國弱民窮，這以亞洲、非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代表。第四類，民富國窮，典型的藏富於民，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美國老百姓很富，但政府很窮，不得不向其他國家借債。

一個真實的德國

2010年世界各國GDP排名，中國位居第三，德國位居第四，表面上中國GDP已經超過德國，但我們看一組數字就會知道有什麼樣的差距。德國2010年人均GDP是4萬美元，而中國人均GDP是4283美元，而且這個平均數中國農村很多人是達不到的，有的甚至4283元人民幣都夠嗆!

2008年中國GDP超越了德國，但是，德國是一個多大規模的國家呢?35萬平方公里，8800萬人口，其中有600萬外國人，也就是說德國實際人數是8200萬，但諾貝爾獲獎得者將近全球一半(包括移民到其他國家的德裔)。還有一些著名的人士，比如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等，這些都是改變世界的人。

德國有很多世界第一，汽車、化工、機械、環保都是世界第一。而根據英國總領事會公佈的數據：德國大學國際化水平2010年也躍居世界第一。在德國，留學生佔大學學生總數的10%～15%，因為德國政府每年給大學提供補貼，外國學生越多，補貼越多。這只是補貼而已，財政投入辦學的基本經費仍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你去德國，看到最漂亮的房子一定是大學，在市中心地理條件最優越的也一定是大學。這個國家有300多所公立大學，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學，沒有高考，只有申請制度，申請了就可以去學習，但德國唯一不好的是混文憑太難，如果你抱著混的目的去肯定沒戲，這對咱們來講是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德國民富國強也體現在這個國家沒有城鄉差距，“城市是農村，農村就是城市”，基礎設施都很好。如果非要分出貧富的話，反而住在城市裡的人都是相對比較貧窮的，住在農村的人反而都是非常有錢的。我的德國朋友寫信給我，我一看地址是鄉下，就可以斷定這傢伙肯定有錢，如果是城市裡的就不一定。

此外，德國的環境很乾淨，乾淨到一塵不染，沒有塵土裸露的地方，否則就是違法，要么用小石子舖上，要么全是草地。我讀書的大學有一條小路，從我上大學起看見在鋪，一年的時間都沒鋪完。你知道是怎麼舖的嗎?一顆一顆石子拿來研究，擺放在哪兒比較好，然後像一個藝術品那樣擱在某個地方。

萊比錫大學圖書館用7年時間內裝修，裝完以後就是一個精品。在德國去圖書館不用搶座佔座，也許有人會問：不是這個大學的學生可以進去嗎?當然可以，只是你不能把書借出而已。大學圖書館、城市圖書館滿足了全民的讀書需求。買書在德國很貴，一本書大約30～40歐元，也就是300～400元人民幣，所以一本書如果在德國發行3000～4000冊就不錯了，能賣到5000冊以上就算得上暢銷書。

德國吃的很便宜，德國最便宜的是幾樣東西，第一是麵包，很長的一袋麵包在市場上賣0.18歐元(相當於中國1塊多錢人民幣)，夠你吃很多天，稍微貴一點是0.35歐元左右，更貴的也有。第二是牛奶，牛奶是歐洲人必喝的東西，一升0.18歐元，也有0.25歐元的，0.3歐元的。第三是果汁以及汽水，不到1歐元一瓶。

為什麼吃的會這麼便宜?德國政府大量的財政支出是用於補貼，德國政府最大的三項支出是：一個是對農業的補貼，二是對住房、租賃業、住房建築業的補貼，三是對交通業的補貼。這三大塊的補貼佔據了德國財政支出的35%，這叫“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如果把社會保險等其他補助加起來就將近50%，另外20%用於國防、外交， 20%用於教育、科研，只有不到10%是用於公務員開支。

而且德國國家財政支出不打任何折扣，因為財政首先要有預算，年底有決算，少了一分錢就要小心你的烏紗帽。知道誰來監督政府嗎?第一大監督是議會，這一關太難躲，反對黨眼睛睜得大大的，若政府多花一分錢你就等著倒霉。第二，媒體天天盯著。

第三是司法監督，沒有政法委，不管多大的官，到了法院該判就判，這是獨立的司法。第四是德國獨具特色的審計署。審計署官員精確到某個票據，換句話說幾十歐元、幾百歐元的錢都要說出來幹什麼了。所以德國在方方面面把漏洞給補上，補上之後官員真的是官不聊生了，確實是找不到任何藉口往口袋裡揣點錢。

比如德國有一個經濟部長的小舅子讓他給企業寫一封推薦信。官員給企業做推薦是可以的，但唯一錯的是用經濟部的信籤紙來寫，結果被媒體發現。媒體說你有兩個嫌疑：第一，用經濟部的信譽給小舅子做廣告，顯然是有謀私利的嫌疑;第二，經濟部的一張信籤紙是國家的，你自己在市場上買A4紙隨便你寫。這真的是不拿人民群眾一針一線。

德國一個聯邦銀行行長到奧地利休假，那個老闆一看德國中央銀行行長來了，趕緊拍馬屁說，住在我這兒不要錢。後來被媒體報導出來結果是丟官。白住兩個晚上就丟掉聯邦行長的職位。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一次跟企業家吃飯，之後立馬有媒體質問，總理是不是用國家的錢請客吃飯，總理慌忙把單據拿出來貼在網上，說是自己出的錢。這樣媒體才罷休。

民富國強的奧秘，德國的成功源於三大因素

第一，二戰後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德國人是怎麼看待馬歇爾計劃的呢?他們說，馬歇爾計劃給西德經濟打了一劑強心針，讓德國活了過來。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輸血，德國可能就變質了，甚至也有可能向極端傾斜。

第二，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是德國成功的保障。二戰結束後建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重點在於確保市場的自由競爭以及市場的有序發展，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框架之內發展經濟。社會市場經濟的成功奠定了德國今天的成就。因此，社會市場經濟制度是是德國民富國強的根本。

第三，德國職業教育和素質教育世界聞名。德國的教育從幼兒園到小學是不教太多東西的。孩子的第一要務是玩得開心，其次是教一些基本的常識。因此，嚴格來講，德國從中學才開始傳授知識，並且第一位是教你怎麼去學習和思考。大學更是如此，首先教你思考，接下來才給你講框架性的知識。德國大學沒有規定的教材，教材是根據老師的喜好和專業背景來確定，也就是說我今天想講點什麼是根據我自己的愛好和專業能力。唯一例外是德國大學不允許宣傳納粹思想，這是因為德國過去太疼了，覺得納粹思想太可恨，所以不讓宣傳。

蛋糕怎麼合理切分?

社會福利從1949年建立起來之後，1957年德國開始頒布《反對限制競爭法》，隨後又頒布《聯邦銀行法》，這兩大法律的頒布標誌著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建立。到1967年德國還頒布了《穩定與增長法》，把國家調控經濟作為一個重要的政府職能，明確規定政府的四大職能：第一，保持物價穩定，第二，充分就業，第三，內外貿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礎之上經濟的適度增長。

在四大目標中，歷來基民盟政府把物價穩定放在第一位，社民黨上台之後把充分就業放在第一位。在社民黨執政期間做了很多事，強化各種社會保險，工人參與到企業裡。

在德國辦企業不要發愁，政府除了兩樣事情之外不會管你：第一是稅收管理，什麼東西可以做，但不能逃稅。第二是工人管理，到德國做公司，能不僱傭德國人就不要雇傭德國人，為什麼?一是​​對工資要求太高，二是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願望太強烈。在每個大型企業裡都有一個企業委員會，由勞資雙方組成。其中必須有一個人由勞方出任的高級人事經理，專門負責人事，裁員需要通過他的同意才可以。

在德國辦企業不需要批准，只要備案，只要把章程寫好就行。在德國沒有工商、警察、衛生、防疫等所找你要錢，吃飯時動不動需要你買單。這對他們來說太不可思議了!

德國首先沒有工商這個部門，要成立一個公司有專門的工商註冊機構，只管註冊，其他什麼權利都沒有，而且註冊費用很低，把註冊和登報費加起來，100歐元左右就能搞定。另外，任何一個警察不可以隨便登門企業，除非受到邀請。衛生檢疫的可以檢查食品和餐飲企業，但是必須在收到舉報、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個地方有問題才會進去。

所以在德國做企業很自由，只要把錢掙了，把稅交了，把工人安撫好就可以了。德國的中小企業很多，小有小的自由和好處。德國法律規定，超過12個人以上的企業必須組成企業委員會，在12個人以下的企業不用。德國小企業特別多，多到你隨便轉一個街道，上一棟樓都是小企業，一棟樓裡有幾十家公司。不像我們註冊公司只能在辦公樓，住宅樓不允許註冊公司，德國沒有這種說法，只是分有面子無面子的樓，有面子搞豪華一點，沒面子在家裡做，因此，德國企業的經營環境非常好。

德國實行率進稅率制，即多收入就多繳稅。德國的個人收入所得稅最高稅率達到58%，這意味著億萬富豪交的稅相當高。如果你是一個億萬富翁就很吃虧，所以大家都願意做中產階級。我的很多朋友公司在在瑞士邊上的小國列支敦士登註冊，那個國家只繳納7%的個人所得稅，其他什麼稅都沒有，全國2.8萬人只有3個人失業，還是不想幹活的，有錢不用工作。那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已經超過了德國，國家越小越富裕。

另外聯邦制國家意味著每個地區根據自己的特點發展自己，如果一刀切做事永遠做不好，聯邦下面有州，中國翻譯叫州，但原文叫國家(State)，“國家”裡照樣有總理、有憲法，什麼都有，州管的是經濟、文化、治安、警察。聯邦政府只有一個權限即撥錢，這個稅收上來要撥多少錢給地方，除了撥錢沒有任何職能。

德國的領導人，特別是企業領導人有強大的前瞻能力，這是我們很多企業家所不具備的。我有一個好朋友原是德國辛克全球貨運的董事長，這個人在美國次貸危機後立即把該公司股份全賣掉。我們問他為什麼這麼早就能看出來?他說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就意味著有可能演變成美國的金融危機，美國的金融危機就有可能演變成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現在聽起來覺得很符合邏輯，但在當時發生時是否知道才是關鍵。現在他成了德國最大的風險投資商，並且準備在中國投資環保與網絡教育。

德國人的前瞻意識表現在企業經營管理和對大事的把握之上。德國最富的三個州分別是：一個是巴伐利亞州，巴登符騰堡州，北威州，這是德國最富最強大的三個州。巴伐利亞州是以它的汽車製造、化工、電子取勝。巴伐利亞州有寶馬。巴登符騰堡州以中小企業取勝，當然也有大企業，奔馳就在這個州。最西邊的北威州是傳統工業，以機械製造取勝，那兒有一個魯爾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煤炭和鋼鐵製造業非常興旺，到了60年代末企業就思考如何的發展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例如鋼鐵大王克虜伯不再做鋼鐵的初級生產，而要做精細加工，其中無縫鋼管非常厲害，到現在為止沒有哪個國家無縫鋼管的質量是超過克虜伯的。再有中小企業，每個企業至少有一項核心技術或產品，也就是說從60年代開始德國開始思考經濟轉型，從而使德國的產業長盛不衰，所以德國有很多百年老店、基業長青的企業。

德國還有很多東西可講，陷於篇幅我做一個小小的總結：德國民富國強是毋庸置疑的。在這個國家，老百姓活得舒服、有尊嚴，政府也有錢為民眾做事，因此，人民安居樂業，官民友好相處，社會一派和諧。

未來中國人呼吸也要繳稅嗎？

 張庭賓

這個週末中國人亢奮極了！微信圈被三件事刷爆！

金融經濟界業很多精英對《貨幣戰爭》作者宋鴻兵挨打幸災樂禍，看熱鬧者更是雲集起哄；企業界的大多數主流精英先是震驚於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的失聯，而後又為郭的回歸而歡呼；不同派別政治觀察者們則為朝鮮牡丹峰樂團演出臨時取消的原因紛爭不斷，火藥味十足。而真正掌握權力的主流精英們更關心和全力推動註冊制+戰略創新版，以獲得最後圈錢的機遇；政府官員們則急於如何去房地產庫存，以挽救二三線城市搖搖欲墜的樓價和土地財政……

與此同時，對於一個比這些重要百倍、千倍甚至萬倍的事件——未來很可能令中國人呼吸都要交稅，令中國人為西方金融寡頭無休止服苦役，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夢碎，絲毫不亞於中國加入WTO的事件——巴黎氣候協定，卻很少人關心，輿論對它的輕視、漠視和無視，令人心寒！

    12月12日，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通過全球氣候變化新協定。協定共29條，包括目標、減緩、適應、損失損害、資金、技術、能力建設、透明度、全球盤點等內容。協定將為2020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做出安排。儘管協議規定，各方將以“自主貢獻”的方式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但這已經鎖定以遏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的大方向。

《巴黎協定》要求，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並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而努力。全球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這為二氧化碳排放量貨幣化掃清了障礙，為“碳貨幣”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是什麼意思呢？一個人要呼吸，就要吸入氧氣呼出二氧化碳，這就是溫室氣體排放；一個家庭用液化氣、煤球或柴草做飯，這要排出更多二氧化碳；養豬養牛，這些牲畜要呼吸，要放屁，是排除二氧化碳。特別是牛要胃裡反芻，要打氣嗝，釋放出甲烷，更有比二氧化碳厲害數十倍的溫室效應。簡言之，如果國際社會真的實現了零排放的標準，那麼意味著你呼吸、做飯和吃肉都是淨排放，都要為此付出代價，簡單地說就是要交“呼吸稅”。除非你種了樹，它們能把你排出的二氧化碳對沖吸收掉。簡言之，人類自誕生以來，呼吸、做飯和吃肉由天賦權力變成了社會義務——這是多麼天大的變化啊！

誠然，這是氣候協議推動者未來的完美藍圖，或許很多人會覺得不可能，很難實現。其實不然，先不要說德國已經宣佈在2050年前終止使用汽油和柴油的汽車。更重要的是——實現和推動它的現實路徑和具體保障已經出來了，這就是“碳貨幣”，即將二氧化碳貨幣化，使之成為巨大的利益，可以像股市那樣價格大起大伏地炒作，可以壟斷收集成為碳貨幣銀行，可以出租獲取租金等等。在這個超級巨大利益的推動下，自然會吸引全球資本主義主流精英，特別是金融精英群策群力推動它成為現實——即，你最終要為你的呼吸付出代價。當全球最聰明的人都想乾一件事的時候，那些不夠聰明，甚至愚笨的人再多也沒有辦法阻止他們成功！

不能說二氧化碳貨幣化是錯誤的，但從氣候的角度而言，二氧化碳造成地球氣溫升高仍有爭議——比如地球的一個小小的寒冰期會輕易消滅溫室效應。而氣候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溫室氣體，北京的霧霾所引發肺癌飆升，顯然比南北極的冰雪融化更迫切的多。但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近200個國家地區在巴黎簽署的聯合國協議意味著這個方向已經不可逆轉了。

事實上，“二氧化碳貨幣化”即“碳貨幣”是非常重大的貨幣金融事件，在人類貨幣發展史上，可稱得上是繼黃金貨幣化、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的最重大變革，其等級甚至要超過石油美元和糧食美元一級。對於中國而言，其意義不亞於加入WTO，中國對其應對的態度和方法將相當程度上決定“中國夢”是否僅僅是一場夢幻。

本質而言，它是一次無比巨大的利益再分配。此再分配將呈現三種趨勢：1、發達國家、率先推動碳貨幣、建立碳交易市場並主控的國家將成為贏家，而發展中、被迫跟進和無力建立碳交易市場的將成為輸家。 2、有大量剩餘資金，能夠買賣和操縱碳交易市場的國家和企業將成為贏家，而資金短缺，被迫出賣碳排放額度的國家和企業將成為輸家；3、金融機構和投機者將成為贏家，農牧業、傳統能源和製造業將成為輸家。尤其是中國這種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的國家將付出最大的轉型代價。

中國在上述三種趨勢中都處於不利局面，特別是現在中國開始進入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最艱難時期，是嚴重過剩產能最殘酷出清時期。中國人口僅佔世界的18.5%，但2014年中國煤炭、鋼鐵、水泥等產量竟然分別占到全球的47.4%、49.5%和57.4%。隨著美國再工業化和TPP對中國出口的替代，中國世界工廠向全世界供應商品的模式式微，中國鋼鐵、水泥在全球的正常佔比應該回歸人口占比，這意味著至少減少一半產能。

目前煤炭、鋼鐵、水泥等產業的出清，已經從價格惡性下跌向企業破產重組階段發展，企業間的惡性競爭使得全行業嚴重虧損，在政府無力救助、銀行拒絕續貸的情況下，為了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這些二氧化碳排放大戶很容易在最絕望的時候，將自己的“碳貨幣”賣出。

如果被迫將自己碳貨幣賣出的時間，恰恰是在未來三五年後，而中國接受國際規則，以當時中國這些行業產能下降到最低谷時的排放量，確定這些企業的碳貨幣，而這時恰好又是中國經濟探大底，人民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跌到了最低谷，中國國內資金極度緊缺，這些企業為了最後的生存，恰好在這時不得不賣出了碳貨幣，那麼，“碳貨幣”將成為這些企業和中國國運的一根“絞索”，這根絞索比今年年初本人警告——在海外髮美元債券的絞索影響更深遠和深刻得多。

因為這樣賣出“碳貨幣”比“賣血”更可怕。因為賣血自身還有造血機制，碳貨幣一旦賣出，若被大金融機構壟斷，將來如果經濟復甦，企業恢復正常經營時，則必須再向碳市場購買回碳貨幣。而定價權未來必掌握在金融壟斷寡頭手中，當初極為廉價賣出的碳貨幣，可能要5-10倍甚至更高的價格買回來。買不起就要租，年年要給碳貨幣的主人交糧交租，即碳貨幣的壟斷擁有者將成為“新地主”，中國企業則可能成為永久性“新農奴”——每年辛辛苦苦地干，大部分利潤要交給碳貨幣主人——這將是一種比企業股權控制、代工、貸款付息等傳統模式更高明的“寄生剝削”模式。

“碳租金”也可能由此衝擊傳統政府稅收和銀行利潤，因為企業可承擔的稅費是有限的，碳租金必然分割原來的政府稅收和銀行利潤。即碳貨幣天然地具備全球跨國公司屬性，它將使經濟利益分配更容易凌駕於國家主權之上。

因此，中國政府、中國真正的主流精英和試圖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家必須對氣候協議真意——鎖定的全球碳貨幣的利益分配新格局高度重視，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參與規則制定，並以最大程度地扶持中國企業採取必要的應對措施，以免成為碳貨幣的犧牲品。

如果這個社會不去重視和積極應對這種不緊急但是非常重大戰略利益的真問題，而是將注意力都放在眼前的既得利益，為此不惜製造種種謊言和假問題；更不濟者陷入像魯迅先生所嘲諷那種喜歡看“殺頭”的喧囂和浮躁中。未來比宋鴻兵挨打、郭廣昌失聯更具爆炸性的新聞必然會更多，直到看熱鬧者自己也深陷苦難之中。 （作者為中華元國際金融智庫創辦人）

金價何處是底部？

金價何處是底部？

華爾街日報：Fed升息步伐才是關鍵

鉅亨網

據週二 (15日) 最新 CME Fed Watch Tool 數據顯示，市場預估美國聯準會 (Fed) 可能將於美國時間週三 (16日) 啟動升息的機率高達 83%，市場認為 Fed 進入升息循環似乎已成定局。

而今年以來對於 Fed 即將升息的聲音一直不絕於耳，黃金與其他貴金屬價格也受到 Fed 升息預期和美元走強的衝擊，截至週一 (14日) 收盤價已跌至每盎司 1063 美元。

黃金日線走勢圖 (今年以來)

《華爾街日報》指出，即使 Fed 在本週 16 日啟動升息進入至升息循環，但這也不代表黃金、銅和其他金屬的跌勢即將告終。

決定黃金和其他金屬跌勢何時觸底的要素只有兩個：Fed 未來升息的速度及 Fed 升息後對美元的提振效果有多大。

大多數市場分析師預期 Fed 將於本週 16 日進行睽別九年以來的首次升息，上次美國升息時是在 2006 年六月份，而這也是造成黃金價格大幅走低的主要原因。

凱投宏觀 (Capital Economics) 分析師 Simona Gambarini 對此表示：「Fed 升息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市場等這天已經等了一年多了。」

而雖然影響金屬價格的不僅僅只有 Fed 升息預期和美元走強等因素，還有著中國經濟放緩所造成的供給過剩等問題存在。但自今年夏天以來 Fed 即將進入升息循環的傳言便一直盛囂塵上，許多黃金持有人早已持續地在出脫手中的黃金部位。

並且對於黃金來說，黃金與其他金屬商品最為不同的是，黃金幾乎沒有任何工業用途存在並且沒有孳息率，故與其他美元計價的資產相比，持有黃金的理由顯得更為薄弱。

而對於所有金屬來說，Fed 進入升息循環後將會對美元造成多少拉抬效果，這才是市場正準備觀察的現象之一，原因無他，因為所有金屬的價格皆是以美元作為定價。

在 2015 年裡美元已經因為 Fed 的升息預期而大幅走揚，現在能夠再把美元帶向另一個高峰的只有 Fed 在進入升息循環之後的升息速度，如果 Fed 在 2016 年展開了一系列的升息動作，那麼美元就將能夠再次創高。

而美元再度創高恐怕將對原本就已乏振無力的金屬價格施加上更大的壓力，因為對不使用美元的投資人而言，金屬的價格將變得更加昂貴。

其中特別以黃金和白銀所受的衝擊估計最大，法國外貿銀行 (Natixis) 貴金屬分析師 Bernard Dahdah 表示：「至 2015 年年底之前，金價很可能將跌破每盎司 1000 美元。」

抗議就是要玩真的

抗議就是要玩真的，看看法國農民怎樣抗議

中國南方東莞，真的走到盡頭嗎？

新常態下：世界工廠東莞已死？

    引言： 加工製造業讓東莞市有了“世界工廠”的稱號。但近一年來，“熄火”、“衰落”和“危機”成為外界加在東莞身上的標籤。 (目前，廣東東莞、深圳等地的加工製造業很多工廠訂單流失，不得不關停或將生產線向東南亞、非洲等地轉移。媒體稱之為東莞遭遇新一輪“工廠倒閉潮”。) 但東莞市長袁寶成說，一些企業的倒閉，是屬於市場經濟中優勝劣汰，並不能說明製造業整體遭遇了危機。

     

倒閉後的廠區一片蕭條

關閉東莞的工廠一年多後，37歲的任遠前不久將深圳的工廠也關閉了。幾個月來，任遠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車子變賣維持運轉。但他發現，賣再多的房子和車也解決不了問題。最終，任遠選擇徹底告別手機製造業。 “我的遭遇和高民一樣。”任遠說，今年1月，“兆信通訊”董事長高民留下遺書自殺，引起社會轟動。高民的幾位供貨商拖欠上千萬貨款，成為壓倒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10年前，東莞攢幾台模具機就能開工廠。

當時還是打工仔的任遠抓住機遇，在東莞開了第一家手機屏幕組裝廠。經過數年的發展，任遠的工廠年產值2億多元，用工最高規模有上千人。 2009年，他在深圳又開了一家同樣的工廠，主要生產手機屏幕和屏幕光源。兩個廠為他實現了財務自由。但從2012年開始，手機製造業開始走下坡路。除了國際上一線手機品牌被淘汰外，手機配件製造業的競爭也越來越白熱化。與任遠類似的案例近一兩年不斷上演。東莞當地流傳的說法是，近一年以來，至少有4000家企業關門。而以電子行業為首的生產製造業企業成批量倒閉，媒體稱之為東莞第二輪“倒閉潮”。

 屏幕工廠利潤三年減少9成任遠是河南人，2003年他到東莞打工，進入一家手機屏幕加工廠。在熟悉了業務流程後，2005年任遠成立了自己的手機屏幕廠。當時正是觸屏手機發展的高潮期，各種手機都在更換手機屏，也湧現了很多智能手機品牌。任遠開始為三星、諾基亞、京瓷等手機供應手機屏，生產規模也越來越大。 2009年，任遠又在深圳開了一家相同的手機屏幕廠。任遠說，他的工廠沒有核心技術，只是將外面工廠切割好的玻璃組裝焊接成手機屏幕。 10年的發展讓任遠成為朋友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但他沒有想到生意的寒冬說來就來。

“其實做到後來已經沒有意思了，工廠利潤三年減少了9成。3年前生產100萬件貨能賺200萬，現在生產1000萬件才賺200萬。”任遠說，從2012年開始，手機屏幕的利潤越來越低，廠家紛紛壓價銷售，成了惡性循環。去年的一天，他接到已合作10多年的另外一家液晶公司老闆電話，對方說自己活不下去了，欠他的165萬元貨款只能以後再還。 “我跟他做了這麼多年生意，我能怎麼樣？”任遠說，他們這一行都是三角債關係，他的客戶欠他的錢，他也欠著供貨商的錢。如果他的工廠要繼續開下去，他就只能自己背下這個債務。

後來，倒閉跑路的客戶越來越多，任遠只能賣房賣車來維持自己工廠運轉，最後實在支撐不下去，只好選擇了關門。任遠說，現在很多工廠都在苦苦支撐，做得很辛苦，但還要做下去，要不然就只能宣布倒閉，也意味著自己承認失敗。 “有時候想著想著眼淚就流下來了。”任遠說，創業十年，雖然賺了點錢，但是工廠就這麼倒閉了，真不知道怎麼跟人講。

10月8日，與任遠類似的企業深圳福昌科技公司宣告：因資金鍊斷裂，決定停產，放棄經營。福昌前員工楊天(化名)認為，福昌的倒閉有其自身的原因，福昌主要為三星、華為、中興等手機企業生產手機塑料外殼，這屬於一個低端產業。一旦有廠家拿更低的價格競爭，福昌就會接不到訂單。沒有訂單，還要給員工發工資，勢必會拖垮企業。不久前，東莞京馳塑膠科技有限公司也宣布破產。

成立於2013年的京馳公司也是一家生產手機外殼的企業。 11月1日，京馳廠區內只有一位老人在守門。他說，京馳倒閉前也有很多供應商來討債，工廠今年的生產質量跟不上，殘次品率超過20%，大批產品被退回來，老闆結不到錢，自然也無法給供應商付款，最終導致企業倒閉。 “東莞還有什麼地方能吸引我？”

 除了倒閉，也有企業選擇了外遷。今年十月長假過後，東莞金寶電子廠將4個廠區中的一個廠區生產線關停。據媒體報導，金寶公司要將生產線轉移到泰國。東莞金寶電子廠位於東莞長安鎮，屬於台資企業，主要為世界知名的電子鋼琴、電腦、打印機代工。金寶公司員工劉強(化名)說，今年中秋節之前，他們完成最後一批訂單後，公司宣布放中秋和國慶長假。但等到10月8日來上班時，他們發現工廠的生產線被拆除，聽說生產線轉移到泰國。他們所在的整個鳳凰廠區的人要么分流到其他廠區，要么遣散回家。在金寶廠工作了8年的劉強已成為流水線上的主管。原來有訂單的時候，他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月工作26天，能拿6000多元工資，但這次生產線被拆除後，工廠讓他到其他廠區做普工。對此，劉強難以接受。

截止到11月初，原來鳳凰廠區的100人還在公司堅守。他們說，每天坐在辦公室裡玩手機、睡覺，一個月按照基本工資2000元發工資。 “廠裡這樣做實際上就是逼著我們自動離職。”劉強說。但金寶電子廠並不認可生產線轉移的說法。 “只是一個生產線調整。”金寶電子廠台籍高管劉裕宏說，原來的產品生產線訂單減少，他們將更換成新產品的生產線，就拆走了原來的工作台。

 儘管東莞金寶電子廠否認將生產線轉移泰國，但東莞市工廠轉移到中國內地、越南、印度、非洲的比比皆是。東莞一鞋廠負責人曾亮(化名)說，他曾到訪過非洲加蓬等地，現在非洲很多地方和三十多年前的東莞很相似，低廉的人力成本、低下的政策門檻十分適合野蠻生長，他已經打算到非洲新大陸去尋找“第二個東莞”。

  任遠的老鄉，今年28歲的河南周口人申豐則打算把自己的LED燈廠轉移到內地。申豐面臨的遭遇和任遠相似，他如今正在苦苦支撐自己的工廠。 2008年，申豐來到東莞打工。有經營頭腦的他後來自己成立了一家LED工廠，專門做燈帶。燈帶的核心技術主要是裡面能發光的芯片。這個芯片技術如今仍被日本、中國台灣等大品牌廠家掌握。申豐從外面採購回來芯片和塑料包裝後，僱人焊接組裝，加工成日常用的霓虹燈、家庭吊頂裝飾用的LED燈帶。因為沒有太多技術含量，像申豐這樣的LED燈帶廠家在深圳、東莞有很多家。申豐說，剛開始一米LED燈帶能賺20元，如今，一米燈帶也就賺幾分錢。最近，申豐正在與老家的鎮政府洽談政策方面的優惠。申豐說，現在深圳、東莞有的政策，內地也有，甚至還會更多。 “東莞還有什麼地方能吸引我？就算把我留下，我上哪裡去招工人？”申豐說，東莞、深圳一個工人工資最低不能少於3000元，否則一個小工都招不到，但在內地，1000多元就能招到一名工人。

“打工者就像流通不出去的貨幣” 在任遠的心目中，如今的東莞已經徹底變了。十年前，任遠剛來到東莞時，到處都是工廠，走在東莞的街道，就像​​他老家的廟​​會，處處人山人海，路邊叫賣的小商販絡繹不絕。如今的東莞則異常冷清。工廠旁邊的街上，冷冷清清，人變得越來越少。位於東莞市南邊的諾基亞廠區，有一座星級酒店。酒店服務員說，放在以前，多數來諾基亞談業務的人都選擇住這裡，那時房費一晚400多元，還總是客滿。今年4月諾基亞關閉東莞的工廠後，這家賓館的生意開始低迷，如今帶有客廳的套房，一晚上也只有200元。一些工業園區原來曾是鎮村依賴的“經濟收入”，現在這些工業園區中“廠房招租”的廣告隨處可見。從一些廠房外看進去，裡面的設施陳舊不堪。今年28歲的劉強10年前從技校畢業後就來到東莞打工，最開始三年在一家電容器工廠工作，後來經人介紹，2007年來到金寶電子廠，並在這裡結婚生子。劉強的老家在湖南寧鄉縣，像他這麼大的年輕人多數都在外地打工。

 但東莞金寶電子廠關閉鳳凰廠區，讓他猝不及防地面臨抉擇，是現在回老家，還是繼續在東莞找工作？劉強說，他現在只會做打印機，但是現在同類的工廠大都飽和，像金寶電子廠這樣的大廠都拆走了生產線，其他小廠也不會有空職位招人。他只能降低自己的工資待遇，去找新工作。劉強感覺，人就像貨幣一樣，突然流通不出去了，工作沒有保障，讓他非常迷茫。東莞寮步鎮萬榮工業區聚集著很多電子廠。 11月3日，來自四川涼山州的100多名年輕人正在離廠返家。 11月20日是彝族的新年，他們每年這個時候都會返鄉，過完新年再回到東莞上班。他們工作的工廠也是一家生產手機外殼的廠，工資算上加班費每月有3000元。 90後的彝族人博利說，一年他能存兩三萬元，這比在老家大涼山要強多了。 “剛從山里出來打工，第一年來了想回去，第二年來了不想回去了，不知回去能幹啥。” 對於周圍電子廠紛紛倒閉，博利也感到迷茫，他不知道自己的工廠能堅持多久，也不知道這次回鄉後，回到東莞是否還有工作等著他。博利說，他現在還不想考慮那麼多，他打算以後攢夠了錢，回到老家發展養殖業，現在最缺的就是資金。

“機器換人”和“騰籠換鳥” 任遠所感受到的東莞冷清的變化並非今年出現。自2009年以來，原來農民工爆滿的東莞長安、虎門、厚街等鄉鎮開始出現“用工荒”。在一些私下場合，有東莞的官員認為，隨著勞動力成本增加、原材料土地價格上漲等因素，“世界工廠”東莞與其他地區相比，優勢正在逐漸喪失。東莞市長袁寶成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其他城市數倍於東莞的土地資源優勢，北上廣深等中心城市和自貿區的“磁吸效應”，製造訂單的“去中國化”趨勢等，都將是東莞“成長的煩惱”。袁寶成坦言，隨著人口紅利逐步消減，東莞早期在“孔雀東南飛”背景下形成的勞動力“窪地”效應已全面消退，“求工難”已演變為“招工難”，而且與周邊中心城市相比，非但沒有人才引進的成本優勢，反倒會因為城市配套不完善、人文環境不理想等加重成本。據南方日報報導，面對現實的困境，東莞官方開始大力度推進“機器換人”運動。

按相關報導，市政府設立了東莞市“機器換人”專項資金，從2014年起每年出資2億元，連續3年共6億元支持企業實施“機器換人”，最高補貼比例可達設備總額的15%。據東莞市經信局有關負責人介紹，東莞推廣“機器換人”之舉，不僅可以緩解東莞製造業企業用工不足、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局面，更為重要的是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加快勞動密集型企業向技術密集型企業的轉變，促使就業人員素質明顯提升，推動東莞整個城市的升級。 “有退有留是東莞製造業升級的策略，東莞有將近30萬家中小企業，不可能每一家都進行機器改造，這是不現實的，一定會有一批企業退出。”有學者這樣分析東莞工廠倒閉現象。東莞另一項大的舉措是“騰籠換鳥”，讓企業轉型升級。

東莞一位官員稱，改革開放以來，東莞一直是以外貿加工型經濟為主，也以此奠定“世界加工廠”地位，但東莞這些企業多數屬於代工生產或者貼牌生產，自主品牌並不多，高附加值和豐厚利潤都被品牌商拿走，剩下的就是代工廠微薄的人工利潤。所謂的“騰籠換鳥”，即是把現有的傳統製造業從目前的產業基地“轉移出去”，再把“先進生產力”轉移進來，以達到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目的。

東莞市某玻璃鏡片生產公司的老闆張傑(化名)算是一個成功的轉型者。他三年前在東莞生產石膏板。張傑說，自己的產品銷售到全國各地。但隨著國家房地產市場調控，他的企業開始走下坡路。他想到了轉型。

他了解到激光鏡片目前屬於一個冷門，很少有企業生產，但這個鏡片用途廣泛。於是他從高校引進6名博士，開始研發自己的激光鏡片。 “我現在一年的利潤，就比我以前做石膏板全部的利潤都多。” 新常態下的東莞有媒體將近期東莞市製造業接二連三倒閉稱之為第二波“倒閉潮”。 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當年倚重外貿出口的東莞市製造業遭遇寒流。據媒體報導，當年，東莞3500多家玩具廠只剩數百家，形成東莞企業第一波“倒閉潮”。 “千萬別再給東莞貼標籤了。”一位東莞市官員稱，一年前東莞被貼上“性都”標籤，提起東莞人們就會聯想到“莞式服務”。事實上，東莞的核心還是製造業，服務業只是製造業繁榮之下的“附產品”。這位官員向記者再三強調，應理性看待東莞這輪工廠倒閉問題。

 他說，最近一段時間東莞市工廠倒閉與2009年前後的“倒閉潮”不同，這批企業倒閉是市場在優勝劣汰，也是東莞市6年來一直“騰籠換鳥”，產業轉型升級進入深水區的結果。

這位要求匿名的官員稱，一方面有企業倒閉，但另一方面東莞新成立的企業也不少。除了國內知名企業在東莞建廠外，還有很多新興高科技公司在東莞註冊。

“關鍵還要看東莞的經濟是否在倒退。”這位官員表示，近6年來，東莞有5年是“個位數增長”，甚至有4年未完成年初定的GDP增速目標，但總體經濟還是平穩增長。他說，應看到東莞市的年GDP總量已超過5000億元，要再像以前那樣兩位數增長，“這是不現實的。”

今年10月28日，東莞市長袁寶成會見23家海內外媒體。袁寶成表示，2015年東莞關停外遷的企業243家，涉及合同金額為3.3億美元，東莞新增外資項目698個，涉及合同利用外資金額為38.5億美元，同比增長17.7%。這個數據表明，東莞外資企業有倒閉和遷移的情況，但新增外資企業和項目也在不斷增加，東莞經濟發展處於一個穩定增長的情況。此前，袁寶成也曾公開表示，近期外界關注的倒閉企業大都是智能手機或其生產手機部件的生產商，這屬於市場經濟中優勝劣汰，並不能說明製造業整體遭遇了危機。對於東莞市的經濟增速問題，袁寶成定性為“東莞經濟新常態”。

 袁寶成說，東莞正逐步從高速增長切換為追求更有質量、效益和後勁的中高速新擋位，“這個過程與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期、轉型升級陣痛期等交叉疊加”。傳統粗放的高速增長已經無法再持續，而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的中速增長已成為全市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新目標。

陰謀論？共濟會挖洞讓人民幣跳水？

說真的，
我也懷疑人民幣加入SDR這件事大有文章．

金融共濟會企圖以人民幣國際化誘導中國金融進一步深陷泥潭

作者： wuwuti

    【新聞：截至到2014年8月底，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七大支付貨幣。 2015年11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佈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該決議將於2016年10月1日生效。 】

    ——聽起來很牛的樣子。但實際上多少錢可用呢？

1、截至2015年9月，IMF創建並分配給成員國的SDR約合2,800億美元，其中美國占比17.69%，中國占比4%，中國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112億美元而已。而22016年10月1日生效的特別提款權定值採用各貨幣比例，按照約定，中國在其中佔比為10.92%，美國是41.73%。中國祇是美國的四分之一多些。上面這兩個佔比，說明了中美經濟、金融的分量和對世界的影響力，中國的分量和影響力也就是美國的四分之一左右。

    ——而且，SDR只是一種記帳單位，不是真正貨幣，使用時必須先換成其他貨幣，不能直接用於貿易或非貿易的支付。所以，其實SDR與普通國民沒有一毛錢關係。

    2、 總是有人嚷嚷人民幣國際化，鼓吹人民幣國際化。

    卻沒有人問問人民幣為啥要國際化？國際化對中國有什麼好處？怎樣才能國際化？

    國內很多城市現在也樂於宣稱自己是“國際化城市”，實際上連啥叫“國際化城市”都不知道。

    ——人民幣國際化了，就能佔大便宜嗎？當然不能！你佔了大便宜，如果意味著別國會吃虧，那大家憑什麼認定你的貨幣應該國際化？

    ——既然不能佔便宜，那為何要國際化呢？

3、人民幣國際化本身就是個偽命題。

 部分鼓吹讓人民幣國際化的人，是看著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而眼紅。

    為什麼只有美元能成為國際貨幣？為什麼日元、歐元都不是真正意義的國際貨幣？

    因為2戰和冷戰的勝利者是美國。美國取得了世界霸權和盟主的地位。美國經濟以及科技實力擺在那裡呢！作為世界老大，他長期引領世界經濟。

    而中國，雖然現在號稱是全球第二經濟體，但中國經濟實際體量仍然只是美國的四分之一左右。

    這就是現實。

    4、世界貨幣只會有一個！或者是某國的強勢貨幣例如美元扮演世界貨幣，或者假如大家都不服氣美元，那麼可以發明一種脫離各國貨幣的世界幣。

    而人民幣想要做世界幣，前提必須是經濟實力超越美國，才能取代美國，把美元排擠下去。

    那麼，從現在的四分之一，到未來的平起平坐，需要多久才能完成呢？

目前中國的真實經濟情況是虛擬經濟勃興，經濟騙局遍地開花，現實經濟中，企業倒閉潮，勞動力的失業潮，降薪潮正勢不可擋襲來，實體經濟節節敗退一蹶不振，失業人數眾多，正在迎來一個經濟大衰退的寒冬……​

    而且，中國產業多數只是在技術低端經濟，是個代工國家，自主發明寥寥無幾，根本談不上上升到引領世界經濟的地位。

    5、更重要的是，作為國際貨幣，國際信用是基礎和前提！

    美國雖然亂印美元，但其國內物價基本穩定，美元國債收益穩定。否則中國為什麼大量持有幾萬億美債？

    中國也在增印人民幣，但中國物價穩定嗎？中國現在陷入滯脹局面，在大宗商品低迷的同時，基本百姓日用品物價仍然節節高起。巨額銀行壞賬和地方債困擾經濟未來，人民幣國債的收益能夠穩定嗎？

   在真實的經濟基本面如此的背景下，人民幣怎麼可能變成信用堅挺、各國願意不斷增持的國際通用貨幣呢？

6、其實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人民幣能夠成為硬通貨就足夠了。

    也就是說，中國國民在法國、英國、日本能用人民幣買東西，能用人民幣直接支付，足矣！

    至於外國人用不用人民幣買東西，是否存款人民幣，那與中國普通國民關係不大。

    也就是說，人民幣是否國際化，對中國國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事情。

    ——IMF給中國人民幣SDR，是面子、釣魚的餌料和誘導。

中國的金融改革家是為了掩蓋金融亂象，以及為了給自己面子而瞎折騰，但是對於中國老百姓和普通商家——該下崗繼續下崗，該破產繼續破產，——所謂SDR，真是一場春夢！

    【附註：特別提款權·維基百科】

    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又稱為“紙黃金”，IMF於1969年進行第一次國際貨幣基金協定修訂時創立的用於進行國際支付的特殊手段。它ISO 4217代碼是“XDR”。它依據各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進行分配，可以供成員國平衡國際收支。它是基金組織分配給會員國的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

    會員國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它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貸款，還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作國際儲備。但由於其只是一種記帳單位，不是真正貨幣，使用時必須先換成其他貨幣，不能直接用於貿易或非貿易的支付。特別提款權定值是和一攬子貨幣掛鉤，市值不是固定的。 IMF成員國可以以特別提款權獲得儲備籃子中任何一種貨幣以滿足國際收支需求的權利。因為它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有的普通提款權以外的一種補充，所以稱為“特別提款權”。

    特別提款權具有以下基本特徵：

    首先，特別提款權是成員國在IMF特別提款權賬戶下享有的對其自有儲備資產的提款權，它不同於成員國對IMF一般資源賬戶下享有的借貸性提款權。根據IMF的規定，參加國使用特別提款權除應符合《基金協定》要求的國際支付目的外，不受其他條件限制，其提款無須償還，並且參加國對於其在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賬戶下分配擁有的特別提款權資產有權獲得利息收益。

    其次，特別提款權是由IMF根據國際清償能力的需要而發行，並由成員國集體監督管理的一種國際儲備資產。依據《基金協定》的規定，特別提款權應根據國際貿易的發展對國際儲備資產的要求而每幾年發行一次，該發行應以保持全球國際儲備的穩定發展為目標；特別提款權的分配原則上以成員國在基金一般資源賬戶下的配額為基礎，任何關於特別提款權分配或撤銷某成員國特別提款權的決議均需得到特別提款部參加國85%加權投票的讚成，每一參加國不僅有權在通過特別分配決議時投票反對，而且可以在分配表決前通知基金其不參加分配。發展中國家通常認為，IMF目前對特別提款權的發行限製過於嚴格，難以滿足國際儲備手段增長的需求，且目前特別提款權在國際儲備資產中所佔的比例過低(佔國際儲備資產總值的4%)；同時認為，IMF目前對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辦法不合理，其中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考慮不夠。

    再次，特別提款權本質上是由IMF為彌補國際儲備手段不足而創制的補充性國際儲備工具，其基本作用在於充當成員國及基金之間的國際支付工具和貨幣定值單位，同時也可在成員國之間兌換為可自由使用的外匯。

    根據《基金協定》和基金組織決議的規定，特別提款權目前可用於以下用途：

    參加國基於國際收支平衡或儲備地位的需要，可申請基金組織在特別提款權賬戶下安排向其他參加國兌換為可自由使用的外匯；基金組織在收到申請後，可協調指定某些參加國(國際收支情勢好、國際儲備地位強)為承兌特別提款權的對象，並在規定期限內與申請國兌匯；申請國的此種兌匯沒有比例限制，可將其持有的全部特別提款權兌為可自由使用的外匯。

    某一參加國也可通過與其他參加國達成協議的方式，以特別提款權兌換為等值的其他通貨(包括不可自由使用的外匯)，而不必徵得基金的批准，也不必遵循基金的相關規定與原則(包括有關兌匯“需要”的限制)；但此類交易以不違反《基金協定》第22條規定的原則為準(改變國際儲備結構)。

    參加國可以申請將其在特別提款權賬戶下持有的特別提款權轉入一般資源賬戶，以補足該參加國在一般資源賬戶下儲備部分不足其配額25%所形成的債務，或者用於償還其所欠基金的其他債務(如依《基金協定》第5條第6款所欠債務)；基金特別提款權部收到該申請國的申請後，實際上須將該特別提款權向其他參加國兌換為所需的通貨，並轉入該申請國的一般資源賬戶，故此過程中，基金須徵得相關兌匯國的同意。

    依基金組織目前的決議，特別提款權按照可調整的比例，集合表示著五種可自由使用貨幣的幣值(稱為“特別提款權籃”)，其幣值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可以作為貨幣定值單位。

    根據《基金協定》第30條的規定，只要經IMF批准，特別提款權還可以用於基金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其他相關金融業務。從基金組織已有的決議和目前的實踐來看，特別提款權已在成員國和非成員國之間被用於遠期貿易付款、特定的貸款、國際金融結算、國際金融業務保證金、基金利息與紅利支付、贈款等等。

    最後，特別提款權作為一種較為穩定的國際儲備資產，又是一種貨幣定值單位，IMF依《基金協定》的授權，可在任何時候改變特別提款權(SDR)的計價方法與原則。特別提款權在創立時曾與黃金直接掛鉤，《基金協定》第二次修訂後，曾與十六國貨幣掛鉤；根據1980年基金執行理事會通過的第6631號決議和第6708號決議，特別提款權自1986年1月1日起將以國際出口貿易和服務貿易額最高的五個IMF成員國的貨幣組成特別提款權貨幣籃，以後每五年調整一次，該五國貨幣被定為可自由使用的貨幣。按照1986年1月1日生效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特別提款權集合表示著美元、馬克、法郎、日元、英鎊五國貨幣的價值，即特別提款權籃。

    發行情況

    2009年，作為向全球經濟注入流動性的計劃的一部分，IMF股東國同意一次性創造大約2500億美元的SDR。但由於這部分SDR是按參與國對IMF的貢獻比例進行分配的，大部分SDR資產最後成了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索羅斯曾在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建議將這部分SDR作為氣候貸款貸給發展中國家。截至2015年9月，IMF創建並分配給成員國的SDR約合2,800億美元，而同期全球儲備貨幣資產約有11.3萬億美元。

  所謂的 人民幣國際化？

    日經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柯隆

    海內外有不少人評論說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AIIB)目的在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幾年前就有國內的年輕人出書號稱要發生貨幣戰爭。在此無意對這些極端言論做出評論，只想就人民幣國際化及其意義談一點看法。

    首先什麼是貨幣的國際化?貨幣的國際化並不是說該貨幣可以自由兌換就算國際化了。世界上發達國家的貨幣幾乎全都是硬通貨，但真正實現國際化的只有美元。我們在討論一國貨幣國際化時首先指的是該貨幣作為國際貿易的計價單位的重要性。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中大部分以美元計價，歐元和日元只是對其補充。其次，貨幣國際化的另一層意思就是該貨幣作為儲蓄貨幣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外國人願不願意持有該貨幣計價的金融資產。

    日本在1990年代一直努力推動日元的國際化，其主要內容實際上是推動日元在國際貿易中加大日元計價的比重，因為日元被迫對美元大幅升值，這對日本企業的對外出口帶來很大壓力。為了實現日元國際化日本政府大力推動國際貿易中日元決算系統的升級更新。但最終日本並沒有實現日元的國際化。

    日本很早就實現了日元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也就是說日元很早就是硬通貨了，那為什麼日本沒能實現日元的國際化呢？

    這個問題似乎不容易回答，但簡而言之無論是經常項目還是資本項目，也就是無論是貿易計價還是作為儲蓄貨幣，一國的貨幣國際化首先要得到外國的信任，當企業判斷用該貨幣來計價可以規避匯率風險，該貨幣才在經常項目下國際化；當外國政府、企業和個人認為持有該國貨幣計價的金融資產風險最小，該貨幣才在資本項目下國際化。

    但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試想如果一個國家的貿易收支一直是出差(黑字)，那其貿易的大部分即使以該國貨幣來計價，其貨幣也出不了國門；如果一國的資本收支一直保持黑字，那外國人也很難得到以該國貨幣計價的金融資產。反過來說，為什麼美元能夠國際化？很簡單，美國的貿易收支和資本收支長期保持赤字，美國為了支付赤字就源源不斷地出口美元，而外國政府和企業也願意接受美元，這就形成了美元霸權。

    到此，關於貨幣國際化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水落石出。日元不可能國際化，因為日本的貿易收支和資本收支除了個別年份都是黑字，所以日本只能坐收外匯收入，日元出不了國門，相反坐收外彙的結果造成日元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升值壓力。

    今天中國面臨的情況和日本差不多，貿易收支是黑字，資本項目沒有自由化，請問在這樣的情形下人民幣能夠國際化嗎？我相信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加強，人民幣成為硬通貨已經是遲早的事情。實際上對於中國的旅客來說，人民幣已經成為了硬通貨，因為他們可以在大部分旅遊地用人民幣購買當地國家的貨幣，但人民幣的國際化還任重道遠。

    當年在日本財務省的外匯政策審議會討論日元國際化問題時，一直有一個問題沒有弄清楚，日元國際化到底對日本有什麼好處？沒有人能夠清楚地回答該問題。當然表面上說用日元計價國際貿易，日本企業可以規避匯率波動造成的風險。但同時隨著日元國際化，日本國內的金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被牽制，這對一個開放型經濟體來說是很大的負擔。

    當我們談到人民幣國際化時，我要問中國真的做好人民幣國際化的準備了嗎？不說中國願不願意承擔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首先中國國內的金融體制改革仍然任重道遠。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尚未形成，國有銀行何時能夠民營化成為真正的商業銀行，金融領域普遍存在的對民營企業的“所有製歧視”何時才能了結？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者們享有的行政福利何時能被剝離，這關係到國有銀行民營化的進程。這些問題大部分是紮根體制的，有道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人民幣國際化將考驗領導人對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體制改革的勇氣。放在我們面前的現實是政府似乎正在加強對國有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的控制。一句話，人民幣國際化只是一個很難實現的夢，我們很難看到人民幣的霸權，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人民幣成為硬通貨就足夠了，可能完全沒有必要鼓吹什麼國際化。